惠好学堂之问答篇:常州公司搬家如何看待“工匠精神”
常州公司搬家愿意做到极致还是60分?
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写到了“工匠精神”,早在“工匠精神”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前,这个词已经火了一阵。苹果手机、日本马桶盖、电饭锅,德国不粘锅、滤水壶持续热销,更多技艺精湛的货品、小而美的精品店在都市里受到热捧。近来,类似《大国工匠》、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样的纪录题材播一部火一部。后者意外地在“90后”人群中走红,并在豆瓣获得了9.4分的好评。 (惠好搬家企业搬迁)
>>> 凡此种种,都体现出国人对工匠精神的渴求。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,它在我们身边,仍然如此稀有。如何让工匠精神在我们身边渗透、生根发芽,成为国人品质生活的精神底色?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、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教授带来他的解析。
问:现在工匠精神被很多人肯定与敬重,但行文间充满了对一种“古典主义情怀”的追慕。毕竟,回望中国的历史,我们也曾经涌现过不少精益求精的能工巧匠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,工匠精神真的成了一个只能被追忆的对象了吗?
苏勇:在市场经济下,工匠精神以及体现工匠精神的产品,需要社会“需求侧”成熟程度的配合。如果我们大家的收入都还比较低,物质比较匮乏,过分强调工匠精神,提供因为精工细作而价格较高的产品,会和消费者的需求和支付能力脱节。在物质短缺时期,人们最根本的需求是“从无到有”。只有解决了“可用”、“买得到”又“买得起”等现实问题之后,才是对更高品质的追求、对更好产品的需求和欣赏。由此来看,现在我们追求工匠精神的整个社会环境,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。
问:说到工匠精神在当下的“不易”,曾有人举了家具行业的一个例子:木匠出身的领导带领的家具企业,其产品质量普遍好一些,而营销等出身的领导,产品相对会弱一些。但即便如此,行业内普遍承认,现在工匠精神在削弱,再过两年,工匠精神很可能就更稀缺了。工匠精神与现代企业对效率的强调,精益求精的埋头苦干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之间,难道注定是矛盾的?
苏勇:上述这种情况确实存在。但在我看来,工匠精神与工业化生产之间可以不矛盾。工匠精神更多是一种价值观,而不是简单的技术、方法问题。它更多是一种对产品、对技术的敬畏,以及骨子里想把事情做好的信念和决心。而那些基于价值观的选择,完全可以体现到工业化流水线制造中。
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给我讲过一个例子。他们设计抽油烟机时提出了一个挺高的要求,结果等到要投入大规模制造的时候,工程师就跟茅总讲,这个设计费料、费工、费力,要不要简化一下工艺?但茅总坚持认为要用好的设计,这样设计不仅产品外观好看,且有更强的实用功能。于是他们决定还是按照设计稿去做。
两周前,我们采访了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。她也提到,同样功率、款式的空调,格力的比其他品牌重15斤左右。为什么?因为钢材厚,里面的铜管也厚。他们追求的是精工细作、真材实料。以上两位,提供的显然都是工业化的产品,不是敲敲打打手工做出来的。工业化制造同样可以体现工匠精神。只要你认同这种价值观,一个企业完全可以把它渗透到从制造工艺到设计生产流程管理、人才培训等方方面面。
所以,工匠精神在当下面临挑战,从根本上来说,它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:你是否愿意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;还是说,你觉得做到八九十分甚至60分、能在市场上卖掉就够了
常州公司搬家服务专家的“工匠精神”土壤里最缺啥?
问:在您看来,要让这种价值选择得到坚持和传扬,我们现在的土壤里最缺什么?
苏勇: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一个日本人,20岁开始做寿司。如果到了60岁还在做寿司,旁人大多会说:“啊,他做了这么多年寿司,积累了丰富经验,成为做寿司的前辈,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!”
而一个中国人,20岁开始做包子,如果到了60岁还在做包子,旁人恐怕转身就对自家的孩子说:“看,你如果不好好学习,就一辈子都在做包子。”这样的反差有点让人寒心,却很真实,能反映出中日两国,至少在当下,在对待工匠精神上的文化差异。
更进一步来说,“职人”,在日语中过去主要是指传统手工业者。如今许多掌握着尖端技术的制造业者也可以被称作“职人”。“职人精神”则代表着精益求精、坚韧不拔和守护传统。在日本,“职人”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称谓。上述做了40年寿司的日本人便可被称为“职人”。但类似的肯定、尊重和荣誉感,在我们这儿不容易被看到、被感受到。
所以,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土壤里最缺什么,我认为,首先就是一种对“职人精神”,即我们常说的“工匠精神”的认同。如果社会缺乏对这种价值观的赞赏,这种精神无法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,单靠工作内容的趣味、操作守则的细化,工匠精神很难实现并且持久。
常州公司搬家:反观当今中国,工匠精神为何日渐流失且缺乏土壤,我认为至少有下面几点原因——
第一,人心浮躁、六神无主。有的政府急着要出政绩,很多企业想着超常发展,一些大学想着明天就跻身世界一流,不少百姓想着一夜暴富。这种浮躁现象的成因,一种是道德命令的失效。比如,以前主流宣传号召人们为共同体(例如企业)努力工作,以事业为重。但现在人们发现这类共同体可能并不可靠。一些企业变成老板和负责人的私产,一遇困难往往是员工倒霉。既然如此,怎能要求我用工匠精神,用虔诚的工作态度,来把事情做好呢?
第二,盲目鼓励竞争,对“末位淘汰”、“拿数字说话”、“以绩效定报酬”等管理手段存在片面理解。很多企业不问员工努力过程,只看最后数字结果,绩效考核又大多落到个人头上。以至于人们为了相互竞争而不愿合作,为了短期回报而急功近利。当一个鼓励人们好好工作的集体目标变得空洞时,比如“爱厂如家”,人们就会敷衍了事。而激烈却过于功利的竞争,同样会打击劳动者的热情,阻止他们提供优秀的劳动成果。
第三,很长时间以来,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优质的产品并不优价,或者没有获得应有的赏识。前者在企业成本核算的前提下,可能会被牺牲;后者在整个社会的消费认识、消费能力还没达到一定水平时,往往会被忽视。
好在,现在的消费者已经开始愿意为优质、有个性的订制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。而优质优价的产品注定需要体现工匠精神。当它们有了稳定的消费群体,柔性流水线、智能制造等新生产方式、互联网+等新生产要素又为大规模个性化订制奠定强大的生产基础,工匠精神的土壤也会变好。
常州公司搬家:‘工匠精神’不意味着要高价
问:事实上,现在不少民众对品质的追求,似乎走到了制造者的前面。于是有了这几年持续高烧的“全民海淘热”。中国制造要走一条“品质提升”之路,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,更是国民倒逼、生存所迫。您有什么建议,可以让工匠精神的土壤变得更肥沃些?
苏勇:目前整个中国市场的二元化结构还非常明显,“大路货”仍然有很大生存空间。这时企业就需要做一个选择,是愿意花工夫、投成本去研究开发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,提升竞争力,还是延续过往的路径,打打价格战也能捞到不少。比如,在我拜访过的不少知名制造企业的领导者眼中,虽然工匠精神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,但他们也有困惑,比如,对无序竞争的困惑、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担忧。
所以,整个社会层面,尤其是政府制度建设层面,需要为工匠精神保驾护航。一方面,确保市场充分竞争、优胜劣汰,而不是政府保护、地方保护、行业垄断仍然存在;另一方面,遏止无序竞争、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,执行力度也一定要跟上。
当然,工匠精神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高价,“好”未必就“贵”。一说到工匠精神,就联想到瑞士钟表,也是片面的。
以日本的无印良品、优衣库为例,它们可以说是平价产品中工匠精神的代表。它们认真研究消费者的需求,围绕着品牌打造出一整套消费文化、生活方式。它们的“定价策略”则启发我们,成本与品质之间的平衡是可以实现的,在合理的价格区间,完全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品质、更有设计感的产品。
说到底,市场定位仍然倚赖企业家的追求。除此之外,需要你有经营管理上的艺术,能够说服消费者来选择你的产品。星巴克的咖啡比85℃贵,但它有本事卖得掉啊。它的布点、营销、对消费者的养成教育,它提供的所谓“第三空间”,无一不折射出它的经营智慧。它能把这些细节一一做好,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。
问:如今的工匠精神,显然已经翻开了新一页,与现代化制造过程、大规模生产语境密不可分。可说到工匠精神,我们的脑海中还是止不住会出现一些个体的身影,“寿司之神”小野二郎、故宫里修护文物的高级技师。
苏勇:这可能跟我们的宣传有关。其实,我觉得,我们现在宣传工匠精神最大的意义,在于能否将工匠精神渗透到现代化的制造过程当中,未必一定要让大家回到手工作坊。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、一种价值观,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方式,它完全可以渗透到现代化的生产制造中。
常州公司搬家:此外,工匠精神也绝非舶来品。《大学》中引用商朝开国君主汤刻在澡盆上的誓言曰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只要我们时时保持创新意识,处处有一点小的新意,每天进步一点点,便能积小胜为大胜,将事情做到极致。这正是工匠精神的精髓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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